他想了想，还是没忍住多问了一句："主上一个人，想出的这些法子？"

榆嬷嬷没有回答，但她嘴角那抹极淡的笑意，已经替她回答了。

他们在田埂上又走了一段，张良看到路边有几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薄薄的本子在写写画画。

他放慢脚步看了一眼——那些人手里握着的，是纸册。

那种他曾在下邳见过的藏在锦囊里的纸册，白色的页面上用墨笔写着工整的字迹，字不算大，但结构清晰，显然是受过一定训练的人写出来的。

"他们在记什么？"张良问。

"主子让记的。"榆嬷嬷瞥了一眼那几个年轻人，"每一块地什么时候下的种，施了多少肥，打了多少水，每天的气温冷暖，稻谷长得高不高，都要记。明年再看这些记录，就知道哪块地的种法最好，能照着改进。"

张良的脚步彻底停了下来。

他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几个年轻人低头认真书写的模样，忽然想起新郑还在的时候，父亲有一次和朝中的同僚争论，说秦国的国力之所以越来越强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"吏治清明，记录详实"。

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，就有一套完整的户籍、田产、赋税登记制度，每一块地、每一户人家、每一笔税收都有据可查。

而韩国呢？

很多年没有好好登记过田产了，连朝中的官员都说不清自家名下到底有多少地。

原来从这样细微的地方便已经有了差距吗？

他收回目光，没有再多问什么，只是继续往前走。

田埂上的风迎面吹来，带着翻起的泥土的气味和尚未散尽的晨雾。

走了几步，他才忽然想到另一件事。

他问，"你们庄子上的农户，认得字？"

榆嬷嬷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"你问到点子上了"的神情，但嘴上说的很是平常："认得一些。主子说，不识字，就看不明白契约，算不清账目，也看不懂那些纸册上写的种植记录。所以安排连师傅每天晚上在祠堂里教半个时辰的字。一开始只有几个年轻人来，后来连老太太都搬着板凳来了。"

张良愣住了。

他想说他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庄子上的农户是认字的，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多余。

这个庄子上的一切，本就是他没见过的东西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轻声说："你们主上，想得真远。"

榆嬷嬷走在他前面半步，没有回头。

风从她身后吹过来，把她的声音送进张良耳朵里，不算大，但清清楚楚："主子说，种一季地是糊口，种两季地是过日子。但要让世道变好，光靠种地是不够的。地里的收成好了，人心才能稳。人心稳了，才能有余力去做更大的事。"

张良忽然想起自己在下邳那座破庙里读太公兵法的那些日日夜夜。

太公兵法里有一句话：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；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

可此刻他站在秋天的田埂上，看着那些弯腰播种的人影，忽然觉得，也许治人之道，第一件事不是礼，不是祭，而是让地里的收成多起来，让人能吃饱饭。

吃饱了饭，才有力气讲道理。有力气讲道理，才可能讲出那个道理来。

张良在田埂上站了很久。

他在看那些农人播种。

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朴素的虔诚，像在做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。

他看到田垄尽头，一个老人正对着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，像是在背什么。

隔得远，张良听不见具体的内容，但那个老人背得很认真，背完一段，抬头看了看田里的进度，又低头在小本子上记了一笔。

张良忽然就笑了，他这一路上心里那点隐晦的疑虑，在这片田埂上散了。

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脚步比来时轻快了几分。

秋阳高悬在头顶，把整片田野照得金黄透亮。远处传来了几声鸟鸣，悠长而清亮，像是某种无声的应答。

他走回西厢房门口的时候，景兰正端着一壶热茶从廊下经过，见他回来便驻足说："张公子，主子说您若是得闲，午膳后去书房坐坐。那里有些书，您或许会有兴趣。"

张良点了点头，推门进了屋。

阳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下一道细长的金色光带。

他走到窗前，远远看着那片刚刚被播下种子的田野，心里默默算了一下日子。第二季稻谷从播种到收获，大约需要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后，正好是入冬之前。

他忽然很想知道，那时候的庄子，又会是什么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