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下午到的时候，我的精神还不错，只是仍有些虚弱。氧气导管还挂在鼻下，指尖也夹着血氧探头。

不过，今天这件事，几乎不需要我操心——他包揽了所有的沟通。而且，显然没有半点想保密的意思，几乎逢人便说。

上午回来后，每次有医生或护士进来，他都要郑重其事地通知一遍；连保洁阿姨进来拖地，都被他拉住，告知下午要领证结婚。

我躺在床上，闭着眼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不由得脸颊有些发烫。几次想提醒他收敛一点，可话到嘴边，却又被他那难得藏不住兴奋的声音堵了回去。

算了，他高兴就好。

眼镜大概是怕他光顾着激动，忘了该准备的东西，干脆自作主张，提前买好了喜糖，放在护士站，让整个科室一起都跟着沾沾喜气。

护士特意帮我重新梳了头，替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薄开衫，又把床头柜上的药瓶、弯盘和纱布一股脑地收进抽屉里。

她一边收拾，一边笑着念叨：“今天先把这些晦气东西藏起来。”

眼镜走到窗边，抬手拉开了一点百叶帘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落进来，灿烂而明媚。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——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，既有嫌弃、又有欣慰。

这一路走来，眼镜看着我们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如今，总算是磕磕绊绊，走到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。

民政局来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大姐，穿深蓝色制服，手里拎着便携式相机和文件袋。

她应该见过不少特殊情况，可走进病房时，还是不由得愣了一下——监护仪的导线从我的领口延伸出来，氧气导管刚刚被他暂时摘下，整齐地放在枕边。

见到那位大姐，他立刻迎了上去，压低声音，小声解释起我的病情，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，那认真又郑重的模样，仿佛是在向上级汇报一项重要工作。

说到最后，他还不忘补上一句：“她今天状态很好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一下。

整个过程，其实很简单。

工作人员确认好相关事项后，整个流程进行得很顺利。

拍照时，他坐到床边，微微俯身，将脸轻轻贴向我的脸侧。

我下意识想抬手整理一下头发，可手上实在没有什么力气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已经把手伸过来，替我理了理额前的碎发，又细心地将被子往下压了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