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安二十九年五月，南方七县连雨二十一日。

青江水位一夜越过警线，临河县东堤先破，洪水沿低地卷入三十六村。急报到京时只写“百年不遇，天灾难防”，附请赈银二十万两、粮十二万石。

翩然看完地图，先问：“去年拨去加固东堤的六万两用了多少？”

户部回册上写，全数用尽。

她当日请旨南下。

平玉准她带三司巡核官，却没有另派仪仗。何意之正从北境轮休回京，听闻后要同行，被她拒绝。

“你是镇抚使，不是治水官。”

“我会搬石。”

“南边不缺会搬石的人，缺的是让他们搬完能拿到钱的账。”

何意之只得留京，临行前把一把短刀塞给她：“不治水，防人。”

翩然抵达临河时，水已退去一尺。官道变成泥沟，房屋只露出半截屋脊。县令带人跪在堤边哭，说自己三日未合眼，已尽全力。

她没来得及听完，远处便有人喊还有孩子困在桑树林。官船吃水太深，进不了浅滩，随行护卫准备等水再退。翩然看见村民用门板绑成小筏，便命人把仪仗车上的长绳全拆下来，一端系堤树，一端交给会水的村民。

最先下水的是一个名叫阿芹的年轻妇人。她自己的屋也塌了，却熟悉桑林暗沟，腰上系绳，一趟趟把人带出来。第三趟回来时，她怀里抱着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一只装族谱与地契的木盒。有人骂她命都不要还顾纸，她喘着气道：“房子冲了能重盖，名字和地若冲没了，往后谁都能说那不是我们的。”

翩然让巡核官当场把木盒封存晾晒，又命每个受灾村设临时文契台，免费补录被毁户籍、地契与借据。洪水过后最先冒出来的往往不是新草，而是趁纸证全失来夺地的人。

当夜共救出二十七人。阿芹发起高热，醒后第一句问的仍是木盒在不在。翩然把烘干的族谱放到她床边：“在。人也在。”

第二日，她才去看决口。

她没有先问罪，脱下官靴，踩进泥里查看决口。

堤面确有新石，石下夯土却仍是多年旧土；号称去年更换的松木桩，切面上年轮干燥，显然只在验收前插入表层。更深处本该排列三层的护桩只剩一层，空位里塞满芦苇与碎瓦。

“不是水冲垮了新堤。”翩然道，“是新堤从没修过。”

县令脸色灰白，仍辩称河工由州府承办，自己只负责验收。

巡核官在工册里发现，六万两经过四次转拨，每次都扣“急运损耗”；真正到河工手里的不到二万。包工盐商已在洪灾前半月举家迁走，留下的验收印却来自一名三年前就病故的河道官。

案子看似清楚，翩然却没有立刻封县衙。

洪水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审完所有人，而是让无屋可归者今晚有地方睡。

她把赈灾分成三册：救命册只记粮、药与临时住处，不附劳役；复堤册实行以工代赈，按日公开工价，老人、伤者与照看幼儿者可领基础粮，不强迫上工；重建册则按村登记木石来源、经手人与验收段，每十日张榜。

第一天便有人质疑：“灾民不干活也给粮，岂不养懒？”

翩然指着一个抱着两个孩子、腿上带伤的妇人：“她今日没有搬石，是因为她在让两个孩子活。你要她把孩子扔进泥里，才算没有偷懒？”

没人再说。

以工代赈推行到第七日，账上又出问题。

三个村上报的上工人数比实际多出四百余人，领粮签押却都齐全。钱贵随行核票，发现许多指印纹路相同，是用刻好的木指蘸泥按上去的。

村民以为又有官员贪粮，围住工棚。负责登记的年轻里正吓得跪下，承认多报人数，却说粮没有进自己家。

他带众人到一处破庙。庙里住着从邻县逃来的二百多名无籍灾民，因不在临河县户册，按旧规领不到赈粮。里正便把他们拆进各村名下，伪造指印。

“账是假的，人是真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犯法，可总不能看他们饿死。”

三司巡核官主张照伪造官册论罪。

翩然问：“为何无籍灾民不能领？”

“旧例防止一人跨县重复领粮。”

“那便给人做临时灾籍，三县互抄，每人一号。防重复不是拒绝不存在于本县册上的人活下去。”